袁凌从小在汉水流域长大，十三岁去市里上学时第一次见到了汉水，宽广的汉水衬得他像晾晒在大堤上的一片小小的衣物。如今回想，那是他一生中十分重要的时刻。

后来他背井离乡到北京做调查记者，之后成为作家，没想到因为“南水北调”在北京再度喝上“汉江水”。

2014年南水北调工程启动前夕，袁凌决定走访汉江沿线的引水式电站、移民村、污水处理厂、老街和居民，记录下汉江正在消逝的面貌，以及河流沿岸宏大意志笼罩下逐渐离散的人群。《汉水的身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创作出来的。

(相关资料图)

袁凌说，“我注定要为汉江写作。但这些文字，却无法回馈它的恩情于万一。”

■ 汉江自由流淌风貌，现已成库区 | 拍摄：袁凌

水养人

贞观：你童年记忆里的汉水是什么样的，你们都会在水上做些什么，有什么有趣的回忆吗？

袁凌：我小时候住在汉江流域的坝河源头，这条河流最终在旬阳县汇入汉江。87年我到安康上学，见到了汉江。夏天总是过于炎热，汉江里的水是凉爽的，我和同学们就经常去江里游泳。有时候汉江里的浪很大，好像随时会把人卷走。水里的暗礁和大洪水留下的建筑残骸都给游泳带来未知的风险，老师也总拿安大学生溺亡的事情吓唬我们，不过我们好像从没怕过。

贞观：你在安康也就是汉江中游成长，后来又翻过秦岭到西安求学，而流经西安最重要的河流是渭河。那在你的记忆里，秦岭南北的河流有什么样的差异？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袁凌：我刚到西安上学的时候，当时西安护城河的水臭气熏天。渭河也是黑得发亮、亮得发光。只有到沣峪口那样的河流出山口，才能看到清澈的水。

彼时隧道没打通，想从关中去陕南只能先从宝鸡到阳平关，再绕到汉中最后才到达安康，受制于这种交通条件，我的北方同学都没去过陕南。他们对陕南的印象也就是落后和穷苦，无论我怎么跟他们形容陕南的景色多美都没人相信。同时我也不习惯关中的风沙和尘土。尽管秦岭南北看起来很近，但主产粮完全不同，南边是稻米北边是小麦。当时陕南的蔬菜种类也更丰富一点，我们还有腊肉，吃辣椒也更厉害。

在文化层面，关中长期占据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如今的陕南人如果往前追溯其实是湖广甚至江西的移民，所以更边缘一些。

■ 现在的安康市下游江边。

治水

贞观：《汉水的“身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南水北调”工程，在你的印象里家乡的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讨论“南水北调”的？你又是什么时候决定去写这个故事的？

袁凌：本地人对于政策的了解其实是相对滞后的。本世纪以后，安康地区开始加大力度实行环境保护政策的时候，比如污染企业停办或者是污染较大的矿山被关闭了，大家才开始意识到南水北调这件事情和自己是有关的。

我是在两千年初的时候，从秦岭隧道出来看到了一句标语“一江清水送北京”，出于好奇查阅了一番，才知悉了这项工程。其实最开始我对水利工程的关注，重点在汉江支流的水电站上。许多大大小小水电站的陆续修建，对于生态环境来说是一种打击，河流水通过凿通的山洞引走，一些河流就干涸了，一些鱼类洄游产卵的路线也因为水电站的修建被阻断。

当南水北调正式进入工程实施的层面时，湖北人的感受更紧迫一点，因为是他们的水直接被调走了。对于陕西南部就只是污染较大的工厂企业关停，要保护好水质这一项工作。

在我的记忆里2008、2009年的时候移民出现在新闻里，当时获得了很大的关注。到了2014年，工程推进到要截流这一步，丹江口水库开始蓄水。也是因为对这件事情持续的关注，我逐渐了解到整个大工程对汉江流域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渔民、移民、河流里的鱼、以及污水的处理问题，那时我决定去写一本书记录这些事情。

■ 《汉水的身世》，袁凌 著。

贞观：一些陕南的网友在看到这本书时都提到“汉中的重工业发展受到了限制”，甚至认为陕南经济没有关中和陕北发达也有一部分这方面的原因。不止是读者，“汉阴保护”、“汉源清流”这种公号也会提到为了守护汉江流域的水生态，安康和汉中关停了许多采矿业和污染较重的工业，说这是汉江上游群众为“一江清水送北京”而守护清洁水源的心意，强调一种“牺牲奉献”的精神。

但是回看陕南地区工业衰落的历程，人口的流失，也不仅仅是因为南水北调。同时，对于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来说，当然不止有工业化一条道路可以走。你怎么理解陕南读者对“环境保护”“工业发展”问题的强调？你又怎么看待这种“奉献”精神？

袁凌：陕南因为地理位置天然的限制，既不是交通中心，矿产资源也并不丰富所以并不适合发展工业。过去因为三线建设发展起来的工厂，很快就衰落了当时工业不发达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客观上造就了汉江水质比较好。

过去招商也可以招到一些相对落后的项目。比如陕南曾经有桑蚕养殖，有很多缫丝厂，但是因为污染太大被关停了，工业也因此萎缩。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陕南地区为环境保护是做出了让步的。

但污染企业的关停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维持水质也需要很高的成本。过去不太讲究，现在新修污水和垃圾处理厂需要启动资金，厂区开始运作后，只能产生生态效益，而不是实际的经济效益，那么它的运作和维护也需要持续性的投入。除此之外，作为水源涵养地的陕南，同时还要控制农业带来的污染，对化肥特别是农药的使用有一定的限制。这些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所以对于环保问题的强调，对于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牺牲的讲述，其实是由于维持现在的局面也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可是地方的能力是有限的。有的污水处理厂因为经营困难都换了几波人了。我们平利县就是这样，以前请水务公司来处理，公司因为中标价格比较低，后来没有利润就只好走人了，政府需要用财政费用补贴。

■ 汉江上的采沙船

陕南关于“生态补偿金”的讨论二十年前就有了。最初大家并不承认，后来才慢慢认可。2014年8月在汉中举行的一个关于陕南生态补偿的讨论会上，就有专家分享，当时每年中央财政对陕南的汉丹江流域生态功能补偿是21.67亿，对汉丹江上游的水土流失治理每年重点投入也是二十多亿，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陕南重点扶持，但是这并不能弥补调水对陕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些对口支援方式的“补偿”，往往被纳入了扶贫计划。这些补偿本来是陕南应得的，因为扶贫的性质反而变成用水地区的施舍。观念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机制的建立也是一样，需要慢慢从扶贫式的人情补偿，过渡到法理上来。

如今又一个十年即将到来，倡导了多年的生态补偿体制机制“市场化、多元化”的目标似乎依然未能实现。尽管中央政府、陕西省人民政府和作为调水工程输入地的天津对陕南三市的对口支援都给予了不同数额的生态补偿，但比起陕南三市付出的经济、社会的直接和间接的损失相比，生态补偿依然存在补偿数额少、资金缺口大，补偿立法严重滞后，补偿形式单一等问题。

根据2019年对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的专题调研显示，2016-2018年陕西三市得到的补偿数据如下：

有专家测算：“汉中市生态补偿标准应为482.08亿元。但2016-2018年，汉中市每年实际得到的生态补偿数额只有不到9亿元，仅为应补偿数额的不足2%。还有报道显示：2016-2018年期间，仅安康市的垃圾污水设施年运行费，缺口就达8000 多万元。可见补偿数额少，补偿资金缺口大，补偿严重不足是目前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存在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数据来源：李亚菲：《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生态补偿问题与对策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贞观：其实历史上关中地区也有出名的水利设施，比如郑国渠和泾惠渠。

袁凌：中国古代治水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命题，主要还是因为黄河流域河水泛滥过于严重。农业大国建造引水灌溉的水利工程当然很常见。不过过去的人工程能力有限，引泾河水灌溉是不会把河水用光的，引水到田地里，这属于局部的水利设施。古代治水还有一种因势利导的味道，讲究顺应自然规律，比如会提倡堵不如疏这样的原则。

其实清代也有人提过，把黄河水从陕北引走用于灌溉河套平原，再引向东北方向到北京地区。但后来被否决了，因为黄河大部分的水还是来源于下游。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古代人其实没有这么大的工程能力和豪情，今天南水北调这项大工程跨越了长江黄河两个气候带。

人与自然的未来

贞观：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来，水利设施、高架桥、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兴修给自然环境、城市面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但发展似乎总是伴随着一些代价的。你观察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袁凌：我在书中记录了很多因为水电站修建而迁走的移民，他们的家乡因为被水淹没，往往整个村都会被迁到离水很远的地方，水性、打鱼、驾船的技能都用不上了。他们在新的地方试图扎下根但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从种地、找工作甚至到结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有一部份人会回流。

书里写到一个水娃子，他在1968年因为丹江口水库蓄水搬迁，没办法习惯异乡生活携家“跑”了回来，成为没有户口和口粮的黑户，只能在汉江渔船上讨生活，在岸上没有立足之地。这在当时其实是大势所趋，根据村民回忆很多移民都回流了。直到改革开放全家才找关系重新在老家上了户，在江边建起土房子。后来水库加高，又按照国家要求向后搬迁了几十米，建起两层楼房，以为可以从此安居，结果住了十来年再次赶上移民搬迁。第三次失去房子之后，他从新的搬迁地跑回来看到拆成废墟的江边老屋，路过一次哭一次，路过一次哭一次。死了以后葬在江边坡上，算是了了一桩心愿。

■ 人去村空的锅滩渡口，江上闲置的渡船。

贞观：随着断航、禁渔、修水电站移民这些事情的出现，靠水吃水的情况越来越少。今天河流本身和普通人的距离是变远了吗？人们与河流的联结是在变弱吗？你怎么理解这种变化呢？这是发展一定会带来的代价吗？

袁凌：人和河流的联结确实越来越弱。江河上修筑了几千座大坝和引水式电站，原本自然冲击形成的河滩被修成消落带。钓鱼、游泳、沿河岸散步都没有以前方便了。以前我们这些生活在河边的人还喜欢去捡石子，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水，从过去有涨有落那种富有生命的、自由的河道，变成一级一级的水库、水道，变成工程，它变成一种纯粹的资源，人就很难再去亲近水了。

但是中国的情况是很特殊的，在江河上修成千座大坝和引水式电站，梯级开发，这种对地理形态的改造中国在国际上是独一份的。美国历史上也有类似于南水北调的构想，从五大湖调水到加州，不过很快就被叫停了。

国际资本在单纯追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要求减少火电厂，所以大力鼓励中国发展水电，但是并不在意这些引水式电站的修建会不会带来什么其他生态上的后果。因为气候变暖的影响力是全球范围的，而对水电站的建造和河道的改造影响的只是局部。

贞观：在之前的采访中，你也提到“汉水”早就等着我去写它了。写书里的人失地的状态，也是在写你自己。那在写书的这八年里，你对自己的来处、身份有什么新的认识、理解和体悟吗？

袁凌：这个过程是有所得，但同时也很难受。每一次到江边，每一次都能看到不同的面貌。我在八九十年代就已经目睹了汉江上游航运的衰落，如今面对这条河注定变成蜘蛛网一样的水渠，这些事都已经不可挽回了，它不再有机会回到以前的样子了。我觉得内心始终有一种隐痛，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被切除了一样。

但另一方面来说，我确实是第一次走到了母亲河的源头，看到了它的全貌，完成了这一份纪念，也是一个交代，其实也是有所得。但是这个比起汉江的整个命运和它承担的重量来说，都不算什么。特别是“引江补汉”工程完成以后，汉江的面貌还会发生改变。我上次去汉口，特意前往了汉江注入长江的河流交汇口，可以看出来两条河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了。过去一荤一清的两条河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 引江济汉运河和汉江交汇处，从长江调来的水颜色更浑浊，分界线明显。

但是你能怎么办呢？好像也只能接受。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只能说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让现在接受汉水哺育的人知道自己喝的是汉江水，饮水思源，这是我最朴素的想法，写这本书最直接的意义，和我唯一能做的。 

“引汉济渭”的工程完成之后，希望西安的人也能饮水思源，知道这水来得不容易，看看河是怎么付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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